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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文化运动的性质

  1936年,毛主席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,“《新青年》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,由陈独秀主编。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,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。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。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,一时成了我的楷模。”

  看到没有,毛主席曾视胡适为自己的楷模。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,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,陈独秀、蔡元培和胡适三人的生肖都是兔。当时的胡适年轻气盛,经常向他人夸耀,北大是由“三只兔子”而出名的,这当然有夸大的嫌疑。

  

  蒋介石对胡适有过一句经典评价,“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,无以名之,只可名曰狐仙,乃为害国家,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。”大家看到没有,蒋介石认为胡适就是一个“文化买办”。我们发现,胡适被解放军列为了战犯,这是为何?

  前面提到毛主席最开始对胡适还是比较欣赏的,可随着胡适越来越偏向国共,他对胡适的看法产生了改变。抗战胜利后,国共都大打统战牌,中共渴望能争取胡适这样的社会名流,一个突出代表事件是董必武和胡适的会谈。

  

  1945年4月25日,董必武作为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,他跟胡适促膝长谈,希望胡适能支持中共的主张。胡适不愿意,同时还让中共放弃武装,“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。”还有一件事,就是胡适对中共直接批评。

  1945年5月,国民党“六大”决定年底召开所谓的“国民党大会”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这国民党企图单方面召开大会,否决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主张。1945年7月1日,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、黄炎培、章伯钧、冷通、傅斯年、左舜生6人一行飞抵延安,对中共进行了考察了解。

  

  为了迎接褚辅成等人,延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,其热情程度当然大家很意外。从延安回来后,黄炎培写了《延安归来》纪实一书,向全国真实展现了延安的风貌。比如写延安风土人情,“街道是整洁的,阶下有水道。没有看见茶馆,没有看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,男女都气色红润,尤其是女子,特别秀硕。”

  对延安地区认真考察后,黄炎培对中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,“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。”这样的纪实自然引起蒋介石的不满,他指示军统特务四处搜查书籍,还闯入了黄炎培在重庆的住所,并将《延安归来》列为禁书。

  

  胡适将《延安归来》看了好几遍,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电报。胡适写道:“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,弟恳切陈述鄙见,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,爱惜中国前途,努力忘却过去,瞻望将来,痛下决心,放弃武力,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。公等若能有此决心,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,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。”

  

  胡适让中共放弃武装,开国际玩笑?更过分的还在后面,当蒋介石三次电邀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,胡适也催促尽快去重庆。从此,中共和胡适走向决裂。1949年1月26日,新华社在广播中,胡适被列为战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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